香港沦陷后，在港党组织迅速组织营救邹韬奋、茅盾、戈宝权、叶以群等爱国文化名人，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护送下，他们撤离到广东宝安的游击区——白石龙村。
然而此时的白石龙村面临着日军、伪军、国民党顽军的三方夹击，文化人不能久留，要尽快穿越被日军占领的沦陷区和国民党顽固派控制的国统区，经过惠州、老隆、韶关，去往桂林。
1942年1月20日，茅盾夫妇以及叶以群、胡仲持、廖沫沙，加上两位持枪护送的游击队交通员、两位挑夫，一行9人，第一批离开白石龙村，前往惠州。但当他们一行人临近惠州的时候，正赶上日军“扫荡”，只得折返回来，在惠州城外的茶园隐蔽起来。好不容易等日军撤离了惠州，国民党又进驻了惠州城。然而这时，负责护送的交通员却告诉文化人，党组织已经做好了安排，请文化人大胆前行。他叫卢伟如，中共惠阳县委组织部长兼武装部长。为让文化人安全到达惠州，他假扮香港富商，包下惠州最豪华的旅店，与国民党187师师长张光琼做邻居，并与国民党各级官员交往，打通了惠州交通线。2月17日，茅盾、张友渔等文化人登船离开，3月9日抵达桂林。此前，司徒慧敏、夏衍、蔡楚生、梁漱溟、范长江等走水路从香港撤离的文化人已经先期到达桂林，众人再次聚首，都有一种劫后重生的喜悦。1942年4月下旬，邹韬奋和胡绳等最后一批人离开宝安白石龙游击区。就在他们到达老隆的当天，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党支部书记连贯接到周恩来的指示，要求让邹韬奋就地隐藏，先不要转移。到底是出现了什么状况呢？邹韬奋是救国会的“七君子”之一，他主编生活周刊，开办生活书店，以犀利之笔，力主正义舆论，抨击黑暗势力。当国民党得知邹韬奋从香港回到了内地后，一直暗中搜捕。就在邹韬奋到达老隆的时候，周恩来接到潜伏在国民党内部情报人员的密报，得悉国民党已经对邹韬奋下了“必杀令”。邹韬奋刚刚隐蔽起来，大营救的组织者、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中共南方工委副书记张文彬等人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廖承志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希望你相信，小廖到死没有辱没光荣的传统，其余倘有机会可面陈，无此机会，也就算了，就此和你们握手，中国共产党万岁。” 国民党到处搜捕不到邹韬奋，推断他还住在东江乡间，派来主管文化出版的刘百闵来广东搜捕。得知消息后，周恩来紧急派冯舒之赶往梅县，把邹韬奋接回上海。冯舒之是一名地下党员，曾在邹韬奋主办的生活书店当干部。在冯舒之的护送下，邹韬奋抵达上海，后被转送到苏北抗日根据地。除了营救文化人之外，香港大营救过程中，还营救了一批国民党军政官员及其家属，英国官兵和侨民。英军上校赖特向英国当局报告了自己逃出虎口的冒险经历以及游击队营救英军战俘的英勇行动，这使英国当局大为感动。英国当局于1942年7月在桂林成立了英军服务团，由赖特担任指挥，并在广东惠州设立了办事处，配合游击队的营救工作。双方合作后，又救出一批战俘。据不完全统计，至抗战胜利，营救护送到大后方的英国、美国、印度、丹麦等国人士达到上百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1946年9月30日，指挥日军攻占香港的日军司令官酒井隆，被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处死刑。这场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秘密大营救行动，历时半年多，行程万里，遍及十余省，共营救出爱国民主人士、进步文化人及其家属八百余人，还营救出一批国民党驻香港人员和外国友人。患难之中见真情。日军攻陷香港之际，中国共产党克服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困难，营救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以实际行动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的珍视和保护，民族危亡之际，对社会责任的勇敢担当，对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段历史，应该永远被铭记！
